一場讓農民上樓的行動，正在全國二十多個省市進行。這些地方將農民的宅基地復墾，用增加的耕地換取城鎮(zhèn)建設用地指標，其共同的政策依據是城鄉(xiāng)建設用地增減掛鉤。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指出，和平時期大規(guī)模的村莊撤并運動“古今中外，史無前例”。
在這場浩浩蕩蕩的“農民被上樓”行動中，山東諸城宣布取消在域內所有行政村建制，生生造出208個“萬人村”；曾被評為河北省生態(tài)文明村的董家務村，如今已拆成一片廢墟，剛修好的“村村通”水泥路被鏟平；江蘇省邳州市壩頭村被整體拆遷，但農民公寓還要村民補差價購買。對于如此情形，有專家指出，盲目強迫農民上樓并大規(guī)模取消自然村，不僅與法治精神相違背，也會對農村社會產生巨大負面影響。
事實上，這一場“農民被上樓”行動可以看作是中國新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節(jié)點。各地規(guī)模浩大的拆村運動，往往打著城鄉(xiāng)統(tǒng)籌、新農村建設、舊村改造、小城鎮(zhèn)化等各種旗號，當然也有相對應的政策，例如諸如“村改社”、“宅基地換房”、“土地換社保”等等。不少地方以罕見的熱情擁抱“拆村并居”行動，其目標很明確：讓農民上樓，把騰出的農民宅基地等土地復墾后換取同等面積的城市建設用地指標。這樣，既可以獲得城鄉(xiāng)土地之間的級差收益，更可以突破宏觀調控下緊縮“地根”的限制，完成各地GDP的發(fā)展目標。
農民被要求“上樓”，似乎是一種新生活的開始，但問題也來了：農民的補償是不是到位了？補償的金額是否足以使他們住進樓房？在經濟發(fā)達的地區(qū)，這些可能都不是問題。但是對于那些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而言，地方財政收入不足以補償農民的損失，那又該如何保障“被上樓”農民的權益？即便農民們上樓成功了，從形式上進城了，可是，這些農民又如何在城市中維持較為體面的生活？目前中國城市就業(yè)率本來就不太理想，這些失地農民又一下子涌進城市，一旦找不到合適的就業(yè)機會，會不會又形成新的貧民窟？即便土地可以換社保，可是社保能維持他們日常的生活嗎？
這些顧慮還只是表面問題，更重要的是，“農民被上樓”傷害的還有一種隱性的文化。正如陳錫文所言，“農村社會之所以這么多的人能夠比較平靜地運行，農村的血緣地緣關系看起來是一種落后，但是客觀上它是一種傳統(tǒng)，這種傳統(tǒng)保障了農村社會在很少公共資源的情況下能夠平穩(wěn)地運行�！碑敵鞘泄操Y源本就短缺的情況下，“農民被上樓”又使得中國村莊的傳統(tǒng)和文化面臨斷裂的危險，農民的心靈家園又該如何安放？
不得不說，“農民被上樓”其實是一些地方在“加速城市化”的雄心下，有意扭曲國家政策，剝奪了農民的生活選擇權。包括新農村建設在內的一系列公共政策，本質上都是要使農民過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但很多“農民被上樓”的做法實質是利用政策漏洞擴大土地財政，完全是對新農村建設的誤讀或違背。所以，農民上不上樓，一定要因地制宜，一定要充分尊重農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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